在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药食同源理念宛如一颗璀璨明珠，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从“神农尝百草”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发现许多食物不仅可以充饥，还具有治病强身的功效，“药食同源”的概念便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它体现了中医药“治未病”的核心理念，将饮食与养生、防病治病紧密相连，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这一古老而珍贵的理念在实际应用中却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

面对这种现状，我一直呼吁国家放宽药食同源品种限制，但效果甚微。张伯礼院士以其深厚的专业知识、敏锐的行业洞察力和强烈的责任感，多次呼吁放宽药食同源品种限制，主张扩大药食同源物质范围，其观点犹如一盏明灯，为药食同源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值得我们为之点赞与喝彩。刘红卫专栏：《赞张伯礼院士：以睿智之见为药食同源产业破局领航》。

图1、2025年6月29日笔者在北京九华山庄2025年药食同源与健康养生研讨会上发言

在中医药现代化的浪潮中，药食同源产业正迎来历史性的转折点。2025年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答复政协提案时明确提出，将"持续完善食药物质目录及管理举措"，并推动地黄、麦冬等4种物质纳入目录 。这一政策动向标志着我国对药食同源物质的科学认知进入新阶段，而今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更从顶层设计层面为药食同源产业划定了"规范化、产业化、科技化、生态化"的发展路径 。

政策破冰的背后，是市场需求的剧烈变革。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大健康产业规模已达9万亿元，预计2025年将突破17.4万亿元，2030年更将飙升至29.1万亿元。在这场健康消费革命中，药食同源产品展现出惊人的增长潜力：2024年药食同源保健品市场规模达2650亿元，预计2027年超八千亿元，阿胶养生膏等热门成分产品销售额涨幅超20%，人参带动的参茸滋补品市场规模达1800亿元，黄芪市场规模突破150亿元。这些数据印证了张伯礼院士的判断——"药食同源产业是中医药融入现代健康产业的最佳切入点"。

站在2025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我国药食同源目录已历经四次扩容：2002年首批87种，2019年新增6种，2023年新增9种，2024年新增4种，总数达106种。2025年3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卫健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布《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2030年）》， 首次明确提出"食药物质食品"的深度开发与利用，核心内容包括扩大药食同源品种范围、强化道地原料生产监管、鼓励保健食品和中医药膳产业发展。全国两会更明确将药食同源产业列为重点扶持领域，国家卫健委计划新增20-30种药食同源物质，使目录总数扩至130种 。

与此同时，2025年3月发布的新版《中国药典》将于10月1日正式实施，为药食同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此次修订新增3000余项中药标准，优化了药食同源产品的质量控制体系，并与国家卫健委发布的食药物质目录实现动态衔接，确保食品加工中使用的物质既合规又安全。这些政策组合拳，为药食同源产业从传统滋补向现代功能食品转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图2、截至2025年5月10日我国药食同源目录已历经四次扩容总数仅有106种有的还有限制

图3、截至2025年5月10日可用于保健食品和保健食品禁用的物品名录

尽管前景广阔，药食同源产业仍深陷制度性困境。现行《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中药目录》自1987年以来虽经六次修订，至今仅纳入106种物质（截至2025年5月10日），远低于日韩等国的开发水平。这种"谨慎有余、开放不足"的管理模式，直接导致三大矛盾：

其一，市场需求与政策供给的失衡。 2024年健康养生市场规模已超万亿元，18-35岁年轻群体占比达83.7%，但药食同源产品仅能覆盖脾胃调理、免疫增强等基础需求。以云南白药为例，其推出的"食养健康"产品线因部分原料未纳入目录，被迫采用"药品组方+食品配方"的迂回策略，研发周期延长30%以上。市场对个性化、精准化食养方案的迫切需求，与政策供给不足之间形成巨大落差。

其二，产业升级与监管机制的错位。 现行政策将药食同源产品严格限定为"传统食用习惯"，导致创新空间受限。日本井藤汉方通过纳米化技术将汉方成分吸收率提升40%，其产品获美国FDA GRAS认证并畅销20余国，而我国企业若采用类似技术，需重新申报新食品原料，审批周期长达2-3年。这种差异使得我国药食同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足，2024年人参出口额仅为15亿美元，不足韩国的1/3。

在韩国，食药同源理念同样深入人心，且其政策支持力度更大。 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厅修改了可"医食共用"的5个品种韩药材的农药残留许可标准及实验方法，5个品种分别为玉竹、覆盆子、山药、荏子及黑豆，其农药残留许可标准参照食品的标准及规格进行检验。目前生药中，"医食共用"韩药材中的生姜、枸杞子等26个品种均为按照《食品公典》里规定的农药残留许可标准来执行的。这种灵活的管理方式，为韩国药食同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其三，资源禀赋与产业效能的错配。 我国拥有1.28万种中药材资源，但纳入目录的不足1%。以茯苓为例，其提取物在面膜、代餐粉等领域的应用年增速超40%，但因未完全放开，企业只能以"新食品原料"名义申报，限制了产业链延伸。反观日本，汉方药企业通过"医疗用汉方药+一般用汉方药"双轨制，将经典方剂转化为标准化产品，津村制药一家企业的汉方药市场占有率达83.2%。

2025年3月25日，由21家权威机构联合起草的《药食同源产品生产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实施，标准明确禁止使用马兜铃酸等18种潜在风险成分，直接淘汰了20%的违规产品。数据显示，首批通过认证的企业订单量平均增长300%，而未达标企业正在面临经销商集体退货。这一标准的实施，反映了行业对规范化发展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暴露出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张力。

图4、目前人参还不是106种药食同源品种，与韩国相比人参产品的开发严重不足且受限

循环日本作为亚洲健康产业的先行者，其药食同源市场的发展模式值得借鉴。日本厚生省(MHW)根据一些大学以及农渔业部开展多年的有关食物生理调节功能的研究，于1988年提出了功能食品的概念，并在1991年《营养改善法》中规定了"特殊保健用食品(FOSHU)"是指根据掌握的有关食品(或食物成分)与健康关系的知识，预期该食品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并经批准允许在标签声明人体摄入后可产生保健作用的一类食品。

FOSHU制度的特点在于：

1. 食品中的某种成分具有特殊的保健作用；

2. 食品中的致敏物质已被去除；

3. 无论是添加功效成分，还是去除致敏物质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

4. 由此引发的各种产品特殊功效的宣称都是经过审批的；

5. 产品不应有健康和卫生的危险。

MHW引入FOSHU概念的目的是向消费者提供具有健康益处的食品，而这种健康益处的宣称是基于完善、科学的研究数据，需经过FOSHU咨询组与MHW共同批准的。它区别于简单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强化食品，也不同于以片剂或胶囊形式出售，目的在于保证某些营养素的摄入量的膳食补充剂。

日本的FOSHU制度与中国的药食同源管理有显著差异。在日本，FOSHU的审批过程很有特色，它是企业协会与政府联合进行的，分为两个阶段：非管理部门的审批与管理部门的官方审批 。首先由日本健康食品协会(JHFA)提出初审意见，然后由MHW和FOSHU评审委员会负责最终评审，整个过程一般为一年。

这种制度设计的优势在于：

1. 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增强了产业创新动力；

2. 审批流程透明，企业可预期性强；

3. 产品创新空间大，促进了产业多元化发展。

在日本FOSHU制度的支持下，日本津村药业等企业成功实现了从传统药企向"药食同源"与保健品的战略转型。日本政府在2017年发布了《食品安全与营养强化法》，明确提出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和推广营养强化食品的目标，为药食同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了有利的法律环境。

韩国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其药食同源理念与实践同样源远流长。韩国食疗文化来源于中国，最初都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中国食疗文化的深切影响。但韩国经过长时间的吸收与借鉴后，结合自身国情与民族的需要，又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

韩国的药食同源管理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 法规体系完善：韩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食药同源法规体系，包括《人参产业法》等专门法律。韩国于1899年建立了韩国人参公社，1908年制订并颁布了《高丽参专卖法》，确立了高丽参为国家制定专卖项目。

2. 标准科学灵活：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厅对"医食共用"的韩药材采用灵活的标准管理。例如，2008年5月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厅修改了可"医食共用"的5个品种韩药材的农药残留许可标准及实验方法，5个品种分别为玉竹、覆盆子、山药、荏子及黑豆，其农药残留许可标准参照食品的标准及规格进行检验 。

3. 产业支持力度大：韩国政府对药食同源产业给予大力支持。例如，韩国农村振兴厅促进推动主要药用植物GAP（农产品优秀管理制度）栽培标准的实施，药用植物GAP栽培自2006年开始实施，至2015年为止，已扩大到60个品种。

4. 国际市场拓展成功：韩国高丽参作为药食同源的代表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韩国自产的人参90％以上是作为食品消费的，从中国进口的人参初加工原料也是作为开发食品使用的，其开发人参食品有十几大类数百种，包括饮料、饼干、糖、茶、果酱、方便面等。

通过对比中国与日韩两国的药食同源管理体系，可以发现以下差异：

1. 目录管理机制：

中国：采用"正面清单"管理，目录更新周期长，目前仅106种；

日本：采用FOSHU认证制度，企业可通过科学验证申请功能声称；

韩国：既有专门法律支持（如《人参产业法》），又有灵活的标准体系。

2. 审批流程效率：

中国：审批流程复杂，企业合规成本高；

日本：两阶段审批，企业参与度高，流程相对透明 ；

韩国：标准明确，流程简化，效率较高 。

3. 产业创新空间：

中国：创新受限，企业多采用"药品组方+食品配方"的迂回策略；

日本：创新空间大，企业可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价值；

韩国：传统与现代融合，产品多元化程度高 。

4. 国际竞争力：

中国：人参出口额仅为15亿美元，不足韩国的1/3；

日本：津村制药汉方药市场占有率达83.2%；

韩国：高丽参国际市场认可度高，产品附加值高 。

这些对比给我们的启示是：

1. 建立更加灵活的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缩短审批周期，提高政策响应速度；

2. 借鉴日本FOSHU制度经验，建立基于科学验证的功能声称制度；

3. 学习韩国产业支持模式，加强对药食同源原料种植、加工的标准化管理；

4. 促进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

图6、枸杞是我国出口创汇的第1名2024年出口量13358.8吨创汇8969.4万美元

本篇文章，我们探讨了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政策突破与产业觉醒：药食同源的新时代机遇，二、困局剖析：政策滞后与产业创新的矛盾冲突，三、国际比较：日韩经验与中国药食同源产业的差距。下篇文章，我们将探讨： 四、破局之道：构建药食同源产业新生态，五、未来展望：从政策松绑到产业引领，六、结论与呼吁，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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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卫  

2025年7月5日